过去十几年间，中国制造以“MadeInChina”的标志走到了世界的前沿，而当前，“中国制造”正在遭遇着空前的危机，第二次倒闭潮或来袭。

　　近期中国制造业面临着又一轮的倒闭潮，这里既有技术赶不上时代、前期投入过多，造成资金链断裂的企业，也有无法忍受人力成本急剧上升，出现歇业关门的企业，更有试图转型升级，但是却没有成功的企业。

　　而根据公开报道，目前，松下、日本大金、夏普、TDK均计划进一步推进制造基地回迁日本本土，耐克、富士康、歌乐、三星等世界知名企业也加快了撤离中国的步伐。

　　中国欧洲商会去年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，2013年在华裁员的欧洲公司比例从2012年的10%升至16%；2014年有24%的公司在中国削减成本，高于2013年的22%，而裁员正是外企在华成本削减行动的一个常规选项。

　　韩国有关机构去年11月发布的数据显示，在华新设法人的韩国企业2006年为2294家，2008年为1301家，2010年减至901家，2013年减至817家，2014年上半年进一步锐减到368家。这一数据从2006年至今减少了将近9成。

　　波士顿咨询公司2012年2月发布的一份报告称，在对106家年销售额不低于10亿美元的美国公司所进行的调查中，有37%的公司表示正考虑或计划把部分制造业务迁回美国。

　　东莞是中国制造业的一个样本区域。当地一名从事外贸业务的管理人员称，东莞的外资撤离和企业倒闭从2008年开始出现，今年情况尤其不好，以前是加工企业搬到内陆省份，现在开始搬到越南和东南亚。

　　当地流传的说法是，“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内，至少有不低于4000家企业关门”，但这一说法始终没有得到官方确认。而在此之前的5年，即2008年至2012年，公开的数字是，“7.2万家企业被关闭”。

　　经济观察报称，统计数据显示，2013年以来，电子仪器仪表制造、纺织服装鞋帽、塑料制品及金属制品等行业，分别占全市倒闭关停企业总数的44.1%、11.8%、7.6%和7%，合计占比70.5%。

　　这样看来，这一轮倒闭潮和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的倒闭潮有着本质的区别。

　　“2008年，三来一补的外贸型企业倒闭，更多是受到外需萎缩的影响，属于市场原因，”东莞本地学者龚佳勇分析认为，“这一轮的倒闭，更多的是产业因素，即传统代工类工厂依靠的产业基础不复存在”。

　　著名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撰文指出，市场是在不断的供给与需求的循环中发展，对制造业也是如此。

　　“从供给角度来讲，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是劳动、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;从需求角度来讲，支撑制造业发展的是投资、消费和净出口拉动。现在制造业出现危机，很大情况就是供给与需求发生了变化。”

　　从供给方面看，首先是劳动供给出现不足，如今中国劳动力人口已不能与前几年相比。目前中国劳动力人口正呈现出缩减趋势，15—59岁人口从2011年至2012年缩水66万到9.45亿人，而劳动年龄人口的数量到2014年已从2011年顶点下降了560万。

　　劳动力人口下降，就会影响劳动力供给，劳动力供给不足，用工成本就会上升，用工成本高

从需求方面看，中国过去宽松的货币政策带来了严重的投资比例过高问题。据统计，2012年中国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达到46.1%，大大高于世界平均水平的23.8%。

　　投资刺激了需求，也刺激了制造业的发展，但粗放式，只关注产品的量、规模，而忽视产品的质，生产中不注重技术、不注重创新的发展，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不能很好地满足需求。

　　以联建科技为例，该公司联建科技在给苹果做产品代加工的时候，根据苹果销量增长前景扩大了其生产设备，但这些设备主要用于iPhone4s以前的款式。

　　自去年苹果公司推出了屏幕要求更薄的iPhone5和iPhone6，联建科技的产品便无法适应，最终因其技术落后、良品率太低、成本太高被苹果剔除了供应商之列。

　　在中国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看来，中国制造的问题在于大而不强。

　　“我们的机床占到世界的产量38%，但是我们高档的数控机床基本得靠进口。我们钢铁产量世界第一，但是港口码头上高吨位起重机的钢丝绳得进口。我们的铝产量是世界第一，但是飞机上用的铝我们得进口。我们给每人每年平均做3套半衣服，但是这么大的出口服装基本上都是贴牌。”

　　姚景源举例说，苹果手机相当一部分是在中国生产，“而我们每生产一部苹果手机，其中49%的利润被美国拿走了。日本拿走了30%多，韩国还拿走了百分之十几，剩下我们中国拿3.63%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低端制造和代工类企业正在丧失产业发展的土壤。这足以给东莞制造乃至中国制造一个警钟，他们面临的是产业的变迁，是人力资源、土地等要素完全改变环境下的一个挑战。

　　龚佳勇把这种现象称为“搭便车”时代的结束。过去是几年，低端加工制造为中国经济贡献了原始积累，但也消耗了大量的廉价劳动力、土地、环境等要素。在他看来，目前的制造业已经到了买车票的阶段。

　　龚佳勇称，“这个车票可能是技术、创新或者其他，但对大量加工制造类企业来说，他们必须找到对中国经济新的贡献方式，否则，外贸的短暂回暖很有可能是他们的最后一班车。”

　　实际上，中国制造产业发展了这么多年，大部分仍然停留在产业链的最低端，利润微薄不说，产品技术还跟不上市场发展。国内外有很多的现象表明，制造业企业不肯花资本去转型升级，就得面对倒闭的恶梦。

　　在国内和国际多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，中国制造的下行压力确实不小。

　　专家指出，虽然传统制造业的比较优势有所衰减，但不必妄自菲薄，通过转方式、调结构、促改革，中国正在形成新的竞争优势。

　　制造业企业只要全面实施创新驱动战略、坚定不移地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，只要为制造业发展开辟更广阔的市场空间，就能在未来抢占先机。

　　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认为，在新常态的经济态势下，创新才是经济结构改革的动力。

　　他表示，“过去我们在国际化的分工中，基本上处在国际产业链的末端，缺少自主知识产权，贴牌生产，赚微薄的辛苦费。现在我们要通过国际化不断提升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”

已成为了影响企业发展的一个很大原因。

姚景源认为，低成本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。中国制造业想要在全球市场上拿到话语权，就要勇于转型升级，推动中国制造业结构调整，提高创新能力，从过去更多地依赖传统优势转变为新的优势，技术优势、科技优势、高素质劳动力优势，以及整个社会的综合配套优势，“只有在这些方面下工夫，才能在国际大品牌中看到更多的中国品牌。”姚景源说。

　　智石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朱克力分析称，中国制造的升级换代很难依赖这些低端的工厂。政府对低端加工制造业也已经利好出尽。淘汰掉一批企业，既是市场内生的需要，也是政府有意的引导。

　　去年7月，本轮工厂倒闭潮逐渐严重的时候，东莞市长袁宝成曾公开表示，东莞的发展绝不能离开制造业，要保住这个“根”，只要保住这个“根”，以制造业为基础的产业链就能存在。

　　东莞的计划是，用机器替换成本日益高昂的人工，即“机器换人计划”。东莞计划每年拿出2亿财政资金，支持中小企业进行技术改造，这同时也是东莞制造业进行升级的一种路径选择。

　　效果是明显的，数据显示，2014年前三季度，东莞工业技改投资一直在低位运行，最低为-19.3%，实施“机器换人”行动计划以来，工业技改投资跌幅逐步收窄，最终全年增长28.6%，顺利实现“扭负为正”。

　　这样的升级有两个暗含的条件。有政府官员表示，“一方面，企业的经营规模有一定条件，财政政策会特别支持营业收入5000万元以上的企业；另一方面，用工大户原则上要求加快机器替代人工的速度”。

　　实际上，企业实力的限制也是能否进行“机器换人”改造的关键条件。

　　东莞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显示，越是实力雄厚的企业，开展“机器换人”的趋势越明显，调研抽样调查结果还显示，企业实施“机器换人”的最大障碍是资金问题，未开展“机器换人”的150多家抽样企业中，有近半数是因为所需资金多而暂缓。

　　而从行业来看，电子信息制造业、电气机械及设备制造业这两个支柱产业的项目最多，分别约占总数33%、37%；特色产业中则以包装印刷业的项目最多，约占总数的6%。

　　“有退有留是东莞制造业升级的策略，东莞有将近30万家中小企业，不可能每一家都进行机器改造，这是不现实的，一定会有一批企业退出。”有接近政府的学者分析称。

　　对于试图向高端制造业转型的东莞而言，对“人”的重视也许是这个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关键环节。这是东莞制造的进化之路。

　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，整个东莞制造业被集体撞了一下腰。人民币升值压力、工人权利意识的提升和社会福利体制的渐趋完善等，都在重塑制造业的生态土壤。

　　外部营商环境一直在急转直下。当年，他们赖以生存、借以壮大的优惠政策、人力成本等优势眼下却是一湖将他们困住的泥潭。

　　“无论是政府的政策，还算是市场的力量，中小企业和低端劳动力的生存空间已经消耗殆尽，”上述学者称，“这听上去有点残酷，但却是中国制造业升级必须迈过的一步”。

实际上，中国制造提升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。财经作家吴晓波最近到日本开年会归来写了篇《去日本买只马桶盖》的文章风靡网络，他提到中国的中产阶层到日本去买电饭煲、吹风机、马桶盖、保温杯、陶瓷菜刀等商品。这些听起来在“工业1.0”时代就已存在的商品为何能大卖特卖?因为它们更贴心、更好用：电饭煲能煮出粒粒晶莹的米饭，吹风机能让头发干爽且柔滑，甚至马桶盖都能让人如沐春风。

　　吴晓波的文章并不是为了宣传电饭煲、马桶盖的，他更关注的是中国制造业该怎样面对转型困境。在他看来，“中国制造”所推行的、用“市场换技术”的后发战略已经失效了，只有力求技术上的创新，才能抓住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。

　　吴晓波在自己的文章中解析了中国制造业者目前所面临的痛苦：是成本优势的丧失;渠道优势的瓦解;“不变等死，变则找死”的转型恐惧。

　　在吴晓波看来，从电饭煲到马桶盖，都归属于所谓的传统产业，但它们是否“日薄西山”、无利可图，完全取决于技术和理念的创新。

　　在这个意义上，世上本无夕阳的产业，而只有夕阳的企业和夕阳的人。无论是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，不过是靠着成本优势。

　　陷入困境的制造业者，必须力求技术上的锐意创新，由量的扩展到质的突围，抓住中国制造的最后一公里。让理性消费的中坚力量——中产阶级能够不再越洋去买马桶盖，这才是“中国制造”的明天。

　　中国政府今年3月份提出了“中国制造2025”的制造业十年战略规划。这一规划提出了制造强国建设三个十年“三步走”的战略，最终在建国一百周年的时候，要建成制造强国的宏伟目标。

　　这是中国政府为国内制造业转型升级做出的顶层设计，应对的显然是由德国提出并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热烈追捧的工业4.0战略。

　　德国联邦教研部与联邦经济技术部在2013年汉诺威工业博览会上提出的工业4.0概念是指，继蒸汽机的应用、规模化生产和电子信息技术等三次工业革命后，人类将迎来以信息物理融合系统(CPS)为基础，以生产高度数字化、网络化、机器自组织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。

　　根据e-works总编黄培的观点，工业4.0强调“智能工厂”和“智能生产”，其实质是实现信息化与自动化技术的高度集成，旨在保持德国制造业在全球的竞争优势。而在此环境下，中国的制造业则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，高端制造业向发达国家回流，低端制造业向低成本地区转移。

　　目前来看，在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的这一轮转型升级的过程中，这些外资企业显然又走在了前头。

　　前述装备制造业分析人士称，当前背景下，高端装备行业的需求很旺盛，因为制造业成本的上升正倒逼企业提高生产效率，而生产效率的提高首先依赖于对更先进的生产设备。而这个领域目前的许多核心技术仍是外资企业所掌控。

　　去年的《中国高端装备制造业发展报告》显示，中国的高端装备产品一直为外商主导，海工装备的核心设备和系统主要依靠进口，传感器等高端仪器仪表市场以外资企业为主。

　　以传感器为例，2015年全球传感器市场将达1500亿美元，其中国内预计将达1100亿元，外资企业占据67%的市场份额。

　　而2013年，国内工业机器人自主品牌占比仅4%，独资及合资品牌占比高达96%。

　　如今，依托于中国自己的“中国制造2025”战略规划，在这新一轮的转型升级中，中国是否能够抓住机遇，精准把握方向，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呢？未来仍有待具体的实施路线图。